音符以外 — 探索音樂潛能，創造美滿人生

 

日常生活中與別人傾談，或瀏覽社交網站時，很容易便會察覺到今時今日人們對身心健康的關注遠比十年前高。有多個因素令今天的人更為關注個人的福祉，當中包括越來越多人意識到精神健康問題，以及伴隨著社交媒體興起所帶來的孤獨及疏離感。我對幸福人生亦有自己的看法，而若要推介一樣能改善身心健康的東西，我會說是音樂。

我個人的音樂及幸福之旅始於孩提時代。在我最早期的回憶中，不少都與家中的音樂課息息相關。我的母親是一名鋼琴老師。我記得年幼時在家中站在她身旁，看她教導學生彈琴的情況。有一天，我請她教我彈琴。她於是揀了一首供初學者學習的歌曲，彈奏了幾節給我聽。在她示範過後，我便依樣葫蘆，毫不費力地奏出那闕歌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最難得的是跟媽媽學琴的事一切都出於自然。讓我想到，小孩能不自覺不害羞地展露自己的天賦。

除了在家跟母親學琴外，教會是另一處孕育我音樂才華的地方。由於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，我還在母腹中便開始出席崇拜活動。到小學階段，我更參加了兒童詩歌班，並在主日學負責司琴。至今，與其他詩歌班成員一起排練的情境仍然是我最美妙的回憶 — 不論是誦讀及演唱不同的曲調，觀摩其他孩子如何唱歌，掌握和唱，還是在我們既嚴謹又幽默，兼且才華洋溢的音樂導師帶領下演繹高難度的樂章，一點一滴都教我回味。與此同時，我亦開始學習大提琴；音樂成為了我的終生伴侶。

在我快將小學畢業時，我一家移民到英國。對我而言，要在外國適應新生活，從來都不容易。語言障礙，文化差異，還有我內向的性格，統統都令我產生強烈的疏離感。面對種種困難，是音樂拯救了我；它為我穿針引線，幫我融入新環境中。

在英國，我讀書的中學有著多姿多采的音樂活動。雖然我認為自己演奏大提琴的技術僅是一般，但學校對我的能力卻甚為欣賞。我獲邀在學校多個樂團演奏，包括室樂團及管弦樂團。各團友歡迎我加入，並成為我音樂上的伙伴；音樂把我和老師及同學們連繫起來。他們和藹可親，令我覺得被受重視和接納。音樂給予我一個身份和一份歸屬感，拉近我和其他人的距離。

上學以外，我繼續在家學習鋼琴和大提琴。我有幸遇到兩位充滿熱誠的音樂老師；他們的指導加深了我對音樂的了解和欣賞能力。從這兩位家庭教師身上，我認識到享受音樂，遠比通過音樂考試重要。在父母和老師的鼓勵下，我是學校少數在GCSE（英國普通中等教育證書）和A-level（高級程度課程）選修音樂的學生。此外，我還加入了倫敦皇家音樂學院的少年部。那段日子讓我能真正和相對自由自在地探索音樂。

音樂是我報讀大學時不二之選的科目；而我亦獲劍橋大學取錄。然而，殊不知劍橋音樂系是其中一個最學術性的音樂學系。在那裡，我要讀音樂歷史和分析，以及與音樂有關的專門學術研究，而並非純粹集中在音樂演出或作曲。我很快便發現自己根本無興趣以如此學術的方式研習音樂。閱讀大量書籍，每星期撰寫音樂學文章全都不是我所喜愛的。對我而言，在教授指導下知性地討論音樂，而非演奏或聆聽音樂是一場惡夢。更糟的是，當負面經歷逐漸累積起來時，亦令我逐漸對演奏或欣賞音樂失去興趣。那是我人生首次討厭音樂。

即使如此，我仍然完成了我的學位課程。雖然我在劍橋的那些年是艱辛的，但我對那些探討音樂人性層面的課堂卻深感興趣。劍橋有些學科專門研究社會、文化及宗教因素如何塑造藝術家和作曲家，以及如何透過音樂的編寫和設計來表達及影響人的心理，我對這些學科特別感興趣，並從中得到啟發。我逐漸愛上文化及心理學；我當時未曾想過，這份熱情對我日後發展起著深遠的影響。

在劍橋畢業後，我決定離開音樂，選擇到倫敦攻讀教育心理學碩士。父親不忍見到我就這樣地放棄音樂，於是鼓勵我在碩士課程中選讀一兩個音樂單元。基於對人類心理學日益濃厚的興趣，我選修了音樂心理學及音樂教育兩門學科。我的畢業論文探討小學生參與音樂活動，與其學術成就、學習動力和情感的關係。這份論文成為我日後進一步研究音樂和身心健康的起點。

其後，我返回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，更深入研究音樂與幸福的關係。修讀碩士和博士課程時，我從多名音樂家出身，後來專注研究，於音樂心理學及音樂教育方面享負盛名的學者，得到啟發。學術巨人如Susan Hallam、Lucy Green及David Hargreaves的研究，令我大開眼界，不禁驚嘆音樂的力量。我從他們身上得到啟發，欲在博士論文中探討在學校學和玩音樂會如何影響學生的心理健康。

劍橋大學教授的指導下，我回到香港，為我的博士論文進行實地考察。透過觀察中學生參與音樂活動的動態，我發現，若環境及個人因素能讓學習者滿足自主性、成就感及關愛與情感三個心理需要，這些因素就能對學習起著正面及激勵作用。

自主性有助帶來正面體驗，因為學習者可從活動中找到價值，並認同有關活動 — 不論是與樂隊伙伴即興表演或用電腦創作音樂。理想的音樂活動應是參加者能勝任，並得到支持去完成所需的任務。此外，一項具吸引力的活動應當能夠滿足參與者的社交情緒需要，讓他們得以互相支持和鼓勵。

當這些條件一一得到滿足後，個人將有更良好的動力，以至幸福感得以提升。相反，若所進行的活動是違背個人意願，又或對學習者帶來挫折、忽視或衝突的感受，那便會對人的心理構成負面影響。我認為這個心理學理論確實有助解釋為何部份人會熱衷於音樂，即使未能成為專業，也會以業餘方式持續參與；相反，部份人則在達到某個目標或成就以後便放棄。

自2023年加入博文及社會科學學院後，我便從事多個與音樂及心理健康有關的教學及研究項目。我其中一個研究興趣是如何在學校開創一個「音樂第三空間」；在那兒，學生能夠徹底休息，重拾內在的能量，繼而利用或不用語言進行社交互動。這是一個讓參與者暫時放下學業壓力，或家庭期望的空間，參與者可表達真實的自己，並與別人連繫。我相信這種時刻對兒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十分重要。

時至今日，我仍然喜歡聽和玩音樂。然而，我的焦點已從純粹欣賞音樂，轉移至探索音樂在提升個人心理健康上的潛在力量。我認為音樂有助改善人類精神健康，情況就如運動有益身體健康一樣。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其享受音樂的方式。研究顯示節奏及音樂能提高年幼兒童自我調節的機制，及改善柏金遜症患者的活動能力。我對音樂治療在照顧腦退化症患者，中風後復康，以及紓緩治療中的角色和功效尤其感興趣。音樂豈止是一項表演藝術！它能夠安撫人的心靈，活化記憶，刺激反應，與人結伴同行，協助人在生命不同階段表達自己。

音樂能為沉痛哀傷的人帶來慰藉與希望。我曾在一個葬禮上彈奏蕭邦的「葬禮進行曲」，並當我彈到柔和的中段時目睹喪親家屬哭得更為厲害。起初，我感到自責，後悔如此演繹。後來，其中一名家屬向我表達謝意，因為我彈奏的樂曲能安撫他們。那一刻，我意識到原來音樂給家屬帶來了一個抒發悲傷情感的渠道。這就是音樂的力量 — 它豈只是一組音符！音樂予人文字或語言無法提供的共鳴和安慰。

若不提信仰，恐怕我的音樂故事便不盡完滿。作為一名基督徒，我最能夠在信仰中體會音樂的力量。有許多次，當我唱起「祢的信實何廣大」這首人們耳熟能詳的聖詩時，都不禁熱淚盈眶。不獨是我，教會中人，不論其年齡和背景，面對小挫折還是大挑戰，在唱起自己至愛的聖詩時，都會有類似心靈受到觸動的時刻。在這些時刻，我們不單被旋律與歌詞感動，還體會到有一股比人強大千萬倍的力量把我們連繫在一起。

若現在問我，到劍橋讀音樂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嗎？我只能說人生的抉擇往往沒有簡單的對與錯。劍橋如詩如畫的校園，小橋流水和古典建築令人著迷，卻與許多學生內心的苦惱和不安形成鮮明的對比。對一名焦慮的年輕人來說，這段經歷無論是多麼難熬，也總有其光明與黑暗的階段，兩者都是無可避免，並且在人生中各有意義。今天，我視那些年的經歷為一種試煉，一段自我發掘的寶貴光陰。我不時會懷念那個美麗的地方，讓我最終在那裏找到勇氣，重新踏上征途。

雖然音樂仍然在我的生活中佔據著重要地位，但其意義卻有所變化。它曾一度是我表達和享受自我的方式；現在，我則研究他人的生命旋律。我更重視音樂極為個人化及豐盛充實的一面。音樂塑造了我。它代表著一個過程，培養我聆聽、自省及尋找意義的素質。我仍然享受坐在鋼琴前，與教會詩班成員一起合作演出，盡力把詩歌演繹得最好；同時我也投入探索及提倡利用音樂無比的力量，為自己和別人謀求幸福。我深信這份力量有助建設一個更平靜和諧和有生機的社會。

註：王靈宇博士是健康與體育學系助理教授，專門從事音樂、健康及教育的跨學科研究。王博士在劍橋大學完成音樂學士及教育博士課程，其研究興趣遍及學校精神健康、健康老齡化及音樂對身心健康的影響。她曾領導多個校本項目，包括為學校及大學內有風險的學生進行音樂治療，以及在學校創建一個「音樂第三空間」，藉以改善學生的精神健康。此外，王博士也創立了「S.H.I.E.L.D.S. 」；那是一個專為中學生而設，由朋輩主導的防止自殺及促進精神健康計劃。

(中文翻譯：李婉霞)